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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是因为连续3年半的指数和个股超跌使然。其中，以中小盘成长股为主的5个指数跌幅最大，因而，“价值成长理念”股在本轮中级反弹中的修复力度最大。虽然这类指数和个股的涨势极为凶猛，但是根据“跌50%，上涨需100%”、“下跌容易，上涨难”的股市原理，许多四五十元、七八十元的个股，跌到3—5元后，即使涨1倍、2倍，离翻身也还远。如“久旱逢甘霖”的投资者，近期抓紧时间做修复性行情的心情和行为可以理解。

那时，华为的干部每个周日，都要牺牲休息时间，到公司学习讨论《基本法》。1996年12月26日，《基本法》第四讨论稿刊登在了当日出版的第45期《华为人》报上，任正非要求所有干部职工带回去读给家人听，回到公司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。1997年春节，任正非为每一个华为人布置了寒假作业：认真学习《基本法》的同时过好春节，“如果说企业文化是公司的精髓，那么《基本法》是企业文化的精髓”。

这就是历史的逻辑，历史就这样偶然，又这样必然。有人认为，《基本法》是任正非思想的系统集成；也有人认为，《基本法》是人大专家组为华为量身定制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管理政策文本。两种观点皆有道理，角度不同，观点与结论相去甚远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就是任正非作为编写《基本法》的发起者，没有他的高瞻远瞩，没有他对专家组的信任与激励，何来《基本法》？如果有，可能也不会出现在20世纪的90年代末。任正非同时又是《基本法》思想的贡献者，《基本法》中有许多条款的语言风格不统一，那些稍显突兀的话就是典型的任氏语言。

经过周五各指数的剧烈调整，我认为大盘要想在调整后再续升势，必须在高科技热点股之外，培育新的热点。新热点从哪里来？还是要从最新政策取向中去发掘，从改革中寻找动力。3月6日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答记者问时表示：“今年将推出第四批100家以上国企混改试点。同时在重点领域混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，完全竞争领域的混改将允许社会资本控股。”

后来，就搬到了南园村的农民房。再后来，就搬到了新桃园的华为楼，该楼位于南山妇产医院对过，是华为唯一自建的宿舍楼，因华为的高层均住在此楼，内称“中南海”。搬来搬去的原因是节省费用，那时候华为真的没钱，大多数员工都住农民房。专家组每次去华为，均下榻于南园村的农民房，早晨从南园村坐354路公交车到科技园上班。那时深圳的公交车真的不敢恭维，外观破旧，车况很烂，速度极快，乘员超载。记得有一次，在深南大道进入辅路下桥时，公交车突然失控，差点一头栽向桥下，下车一看，一根疑似传动轴的物件掉在地上，众人大惊失色！

受这种情绪的影响，和中兴通讯相关的公司受到牵连股价大跌，和中兴通讯完全无关的一些产业也受到牵连，因为假设美国对中兴通讯禁令是贸易战的一部分，那么美国完全可以对中国的多数科技企业发起禁令，导致毁灭性后果，比如大华股份和海康威视，虽然芯片可以用华为的海思，但硬盘要用美国产品。即使不到美国销售产品，也会受到影响，何况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。